主持建立孝廉科的汉武帝，同时又对文法酷吏深为倚重；而其时之酷吏，正多以“廉”为称者。据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,郅都，“公廉，不发私书，问遗无所受”;赵禹，“用廉为令史”,"府中皆称其廉平";义纵，“廉，其治放郅都”;尹齐，“张汤数称以为廉武”。太史公曰：“然此十人中，其廉者足以为仪表。”武帝之所取于酷吏者，当然包括其“廉”在内。汉廷很早就重视“廉”之标准。文帝十二年，曾以“廉吏，民之表也”而对之加以劳赐，是其时已有认定和优遇“廉吏”之事了。孝廉设科之前就已存在的那种吏员“察举”,后来正式名之为“廉吏”,此科之不同于孝廉科者，在于其性质为单纯的“达吏”。董仲舒请郡国贡举“贤者”,而汉武帝所定之科目却兼有“孝”“廉”,这便有了兼顾文吏之作用。“进贤”“贡士”之法中，又兼含“达吏”之意；除经明行修之儒生外，文吏亦可以由此科而得举。东汉察举行“试职”“累功”之法，一度便有“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”之事。东汉顺帝时左雄改革孝廉察举，定制“诸生试家法，文吏课笺奏”,孝廉科儒生、文吏兼收并纳之意，判然可见。对之，后面还将有专门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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