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学良当然了解苏联政府与共产国际一体两面的性质，知道不能简单地将苏联报刊的言论同其内部的方针混为一谈。但是，当21日张学良最终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共产国际的电报之后，他显然也已经清楚，苏联和共产国际所希望的具体解决方式是什么了。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：“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，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，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。（甲）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，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；（乙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；（丙）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，并与红军联合抗日；（丁）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，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。”
事实上，12月19日以后，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在大致上了解到苏联方面的态度后，中共中央在这一天紧急召开了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进一步讨论了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。与会者一致承认，事变发生后没有估计到南京方面以及各地方实力派中会“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”，以致大家看不到西安事变要求抗日的性质，只是一味的拥蒋，这不可避免地会促成大规模的内战。鉴于此，张闻天明确指出：13日政治局会议所定的方针有问题，“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”。在第二天得到共产国际的电报之后，中共中央第一次针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带有批评性的指示。指示在肯定要给西安以同情，给张、杨以援助的同时，批评事变因为“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，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，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，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”，“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