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桑之所以特别获得同时代人的爱好,是因为他的作品永远含有一种高贵的思想之故。没有一个时代比十七世纪更信仰人类的智慧的了。笛卡尔的学说、高乃依的悲剧都在证明理智至上、情操从属的时代意识。
每当普桑的新作寄到巴黎时,他的朋友必定要为之大为忙碌。他们一面鉴赏它,一面探究它的意义。他们在最微细的部分去寻求艺术家的用意。他们不惜为它做冗长的诠释,即是陷于穿凿附会亦所不顾。十八世纪初,著名的费奈隆(Fénelon)在他的《死者对话》中,对于普桑的《埋葬福基翁城》一画有长篇的描写。他假想普桑在地狱中遇到古希腊画家帕拉修斯(Parrhasius,公元前五世纪),普桑向他解释该画的意义。一草一木在其中都有重大的作用。说远处的城市便是雅典,而且为表示他对于古代具有深切的认识起见,他的或方或圆的建筑物都有历史根据。他自命为把希腊共和国的各时代都表显出来了。以后,狄德罗(Diderot)亦曾做过类似的诠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