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漱溟提到的新社会组织和文化改造备受代表关注。借助秦运章、张永荣、杨效春等与会代表提问，梁进一步阐明他的乡村建设主张，如“新社会与新文化，两者并无分别，我们想做到的社会，是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的社会”。梁漱溟的回答遭到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陈东原、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等的质疑，陈东原称：“本席对梁案有疑问，最大怀疑，就是由乡村建设是否可以复兴民族，对梁案乡村建设要点中第一点民族自救运动最后觉悟，认为很对；但对于第二点则有疑问！因为乡村系受外力压迫而破坏，病源并不在乡村本身；而原案所称外间，究何所指？又所称简易可行，亦有疑问！”梁漱溟给予如下回答：
本席先声明：推翻原案，不知主席是否允许？对陈先生质问，且先解答三点：一，乡村受国际侵略而破坏，经济问题是致命伤，已不消说。但社会与病人是否相同，颇有疑问！我所提倡的乡村建设，就是要恢复整个民族的生命力量。二，帝国主义不成为革命的对象，因为还有外交后门可走，中国人数十年受帝国主义侵略，好像吃鸦片，上了瘾，非先养成体力不可。三，关于乡村组织由外间灌输知识方法一点，所指外间，系认乡村以外皆为外间，无论何人或何团体，凡对乡村有好意者，如本会及许多教育家，皆为供给乡村组织知识方法的外间，就是要乡村与世界沟通。至于简易可行一点，颇能解答；惟有把四个字联缀起来，决不能拆开。[68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