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创立者，在其成长与革命生涯中，曾长期驻留于西方，耳濡目染于西方民主制度，认为“民主主义为世界自觉国民信奉之正义，议院政治为近代国家共由之正轨”，故其毕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完善的共和民主制度，欲“纳举国之人于法轨，以自进于文明”。孙中山视民主法治为建国目标，认为“约法为民国命脉，国会为法律本源。国会存，则民国存；国会亡，则民国亡。……民国精神既在于斯，则拥护民国之志士仁人，更应以此为唯一之标帜。”故其在段祺瑞决定另行召开国会、另立政治架构之际，毅然以“护法”为号召而南下广东，在“二次革命”和“讨袁护国”后重新踏上革命征程。以孙中山的政治地位、资历和显著的影响，他本可以元老身份安享生活，但却不辞辛苦，奔走各地，孜孜于共和民主事业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政治的进步，也确实以其影响而有相当的号召力。但孙中山面对的民国政治现实却是“官僚得志，武人专横，政客捣乱，民不聊生”。孙中山既无有力之组织，更无实力之武装，也没有提出可令广大民众为之努力奋斗的政策主张，只能周旋于实力派之间，借重他人之力，甚而其努力维护的旧国会，亦未必在政治上追随于其后，故其在政治上屡屡受挫实非意外。此次孙中山南下广东领导护法，为时不到一年，实际成效有限，最后仍为地方实力派排挤，致其有名无实，确令其对政治现实颇为失望。有言“去粤日久，有同寄寓，军权吏治，失所挟持，所以直任而不辞者，既恃公理，亦恃大多数之后援耳。艰难支撑一年之久，孑然无助，徒为亲厚所痛，仇雠所快，终至于解职以去”；并责地方实力派“所谓护法，恒与文异，始不过徒饰护法之词，未尝以一纸书为国会谋恢复。……迹彼用心，只欲分中央专制之权，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。”但孙中山的可贵之处恰在于，他并不为一时失败所挫而放弃斗争，他始终追求其服膺之理想与信念，故其明白声明，自己的“救国主旨，未尝或息。……近虽屡遭挫败，而得百折不挠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经过此次护法的挫折，孙中山“益感救亡之策，必先事吾党之扩张，故亟重订党章，以促党务之发达”，因此而有1919年10月重新改组中华革命党，成立中国国民党之举。